康熙真是“科学家皇帝”吗?(2)
【作者】网站采编
【关键词】
【摘要】乍一看,似公允持平,其实是“实用主义”。科学有严格规范,绝非“有用即真理”“效果好则一切好”,梅文鼎这些议论是典型的反科学,却得康熙点赞
乍一看,似公允持平,其实是“实用主义”。科学有严格规范,绝非“有用即真理”“效果好则一切好”,梅文鼎这些议论是典型的反科学,却得康熙点赞。二人对科学都是半吊子,都只想利用科学,而不是真正弘扬科学。
西洋积木,清,木匣长29厘米,宽8.8厘米,高7厘米。
破坏科学传承:在清朝大多数时期,不允许社会自组织,刻意打压民间科学精神,国人樊守义曾在欧洲学习、旅游28年,康熙在避暑山庄还召见过他,却不予重用。康熙组织八旗子弟向传教士学习,却不许百姓子弟学习,这种内部交流无考核、无标准,自然效果不大。
清朝皇帝们以为,皇家垄断科学才最安全、最有效率,结果适得其反。
“西学东源”最大受益者是皇家,民间无科学,便不会威胁皇家,人们不得不向古籍求学问,一句“今天人还能比古人更聪明吗”,将后来者引向妄猜古人深意、神话古人、从概念到概念的误区,彻底扼杀了一个民族的创造力。
明末崇祯曾称,谁的历法准就用谁,传教士的新历三胜旧历,却始终未颁行。多尔衮进京后,立刻改用新历。新政权包袱少、效率高、重实效、有朝气,康熙亦然。
清初用汤若望、南怀仁等人制的新历,遭保守派反对,其中代表杨光先称:“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,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。无好历法,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,日食多在晦日,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;有西洋人,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人心,如厝火于积薪之下,祸发之无日也。”
康熙四十六年(1707年),因前一年就祭祖、祭孔是否算迷信,与罗马教廷发生争执,康熙扣押了罗马特使,下令今后传教士入京,皆由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奏报。
“西学东源”误尽苍生
近日,《明清时期“闭关锁国”问题新探》一文引起热议,文中这段论述欠严谨。
北京晚报·五色土 | 作者 黄逸
传教士洪若翰记:“康熙每天都宣我们进宫去给他讲课。他听课很认真,重复我们所讲的内容,自己动手画几何图,并向我们提出任何一点他感到困惑的问题。当他提问时,我们就放下讲义重讲。在进行计算时,有时他也使用那些计算工具。为了记住几何定理的推理步骤,他经常温习最重要的几何定理。在五六个月的时间里,康熙已经掌握了几何学,能够即刻说出他所画的几何图形的定理及其证明过程。他对我们说,《几何原本》他至少读了二十遍。”
科学不是方技,不能靠单打独斗、耍小聪明,需先完成职业化、专业组织、科学共同体等建设。也许,任何一位职业科学家都无法像康熙这样博学,但在专业领域,也不会有一位职业科学家能像康熙这么无知。
“当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后,他(乾隆)亲眼看见英国人带来的礼物,为其发达的科技而深受震动……然而,这种兴趣始终停留在感知层面,没有采取措施予以学习、研究。清廷面对欧洲不断提升的科学技术和日益先进的‘坚船利炮',不思进取,在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上日趋落后,为近代中国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埋下了伏笔。”
外行领导内行:据学者詹嘉玲研究,1712年夏,传教士傅圣泽向康熙介绍符号代数,康熙觉得“晦涩”“更难”“可笑”,予以否决,直到1859年,李善兰、伟烈亚力才将相关书籍再度介绍到中国,延滞近150年。
汤若望居住过的北京南堂旧影
传教士南怀仁
明末科学自下而上,重实践,清代则自上而下,皇家决定一切,结果是:
邹伯奇发明摄影术。据说只比西方晚四年,但玻板照相法发明第二年(1848年),已有洋人到广州照相,邹伯奇用的强水(硝酸)、视水(碱水)、过罗甸(硝棉胶)等都是来自西方的化学药品,没这些,他怎么发明摄影术?更大可能,邹伯奇是用本地廉价化学药品,发明了替代方案,因精细控制上不如西法,未成主流技术路线。
通过“阴谋论”,杨光先把持舆论。康熙四年(1665年),权臣鳌拜判汤若望凌迟(未执行,后汤若望病死在狱中),一度又改用旧历。康熙亲政的第二年(1668年),传杨光先、南怀仁和相关重臣,现场测试,南怀仁完胜。康熙痛感“举朝无有知历者”,决心自学。
康熙确是真学霸
王徵、黄履庄发明自行车。王徵是明末人(1571年—1644年),他的“自行车”有图,近似今天超市的手推车。黄履庄是清初人(生于1656年),只留文字记录,即“作双轮小车一辆,长三尺许,约可坐一人,不烦推挽能自行……日足行八十里”,二人都受过传教士启发。人类史上大多数发明非一人完成,同时期会出现多个类似发明。达·芬奇早在1493年已绘出设计图,直到1889年,邓禄普加上充气轮胎,自行车才进入实用,王徵、黄履庄的贡献有限。
文章来源: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zgkxzzs.cn/zonghexinwen/2022/0907/2647.html